抗倭英雄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南歼倭寇，屡战屡捷，扫平了长期为害的倭寇，保障了东南海疆的安宁；北御鞑靼，固我长城，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汉蒙民族的和平发展。戚继光为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奋斗了一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著名的军事著作，丰富了祖国的兵学宝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重修的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倭患与卫所

　　倭是古代对日本的称谓，倭寇则是对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由日本的武士、浪人和奸商组成的得到日本封建主支持和怂恿的海盗集团的称谓。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由来已久，据《元史·兵二》记载，早在元末就有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明洪武二年（1369），“倭寇出没海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明史纪事本末》卷55）。同年，“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明史·日本传》）。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时有倭寇出没海上，骚扰沿海各地，北起辽东、山东，南至闽、浙、粤东，无不受到倭寇的侵扰。

　　倭患殃及建国不久的大明王朝的稳定和沿海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明廷厉行海禁，明太祖朱元璋还先后派靖海侯吴祯、信国公汤和巡视海防。洪武十七年（1384），汤和采纳了方明谦（方国珍侄儿）的建议：“倭从海上来，当从海上御之。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兵，水具战舰，错守其间，俾不得入，入亦不得敷岸。”在沿海地区广设卫所，筑城以防倭寇的侵扰。

　　浙江沿海原来计划设置卫所城59处，实际在明代建了11卫31所计42处。其中台州府2卫6所。松门卫，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置松门守御千户所，二十年六月升为卫；楚门所、隘顽所，均为洪武二十年二月置；海门卫，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置，十一月拆黄岩城墙移筑海门卫城；新河所，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置；健跳所，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海门前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置；桃渚所，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置，城始建于今上盘镇新城村旧城山，百姓称之为“下旧城”，约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桃渚城内迁至今桃渚镇中城村，百姓称之为“中旧城”，正统八年（1443），由户部侍郎焦宏迁建于芙蓉村今址。

　　查明史及台州方志，明洪武至正德150余年中，倭寇侵扰台州的记录有10余次，正统四年（1439）四月，倭寇犯临海桃渚（中旧城），浙江佥事陶成事先“密布钉板海沙中。倭至，舣舟跃上，钉洞足背。倭畏之，远去”（《明史·陶成传》）。五月，数千倭寇分乘40多艘战船再犯桃渚，攻破城池，大肆抢杀。一时之间，“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驱掠少壮，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捕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为胜负饮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桃渚城内外，“积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萧条，过者陨涕。”[1]

　　嘉靖倭患

　　到了明嘉靖年间倭寇达到了最为猖獗的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有：日本处于纷乱的战国时期，促进了倭寇武装集团势力的发展；中国海盗与倭寇的勾结促使倭寇队伍前所未有的壮大；朝廷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不能有效抵御倭寇的进犯；海防废弛、卫所空虚，明军缺乏战斗力。

　　反观明廷，几个在抗倭战场上有所作为的官员，由于政治腐败，反而被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朱纨到任后，“欲为国家杜乱源”，针对浙、闽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整饬海防、消除倭患的措施，并指挥卢镗等将领取得了双屿、诏安二役的胜利。朱纨在对倭作战的同时，严厉打击通倭的势家大族，这招致了奸豪的不满和攻击，奸豪在朝中的政治代言人便不断构陷与弹劾，“举措乖方，专杀启衅”，朱纨先被撤职，后遭逮捕，抱恨吞药自杀。御倭有功的将领卢镗等人也被下狱。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张经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海防，另一方面调尚有战斗力的各省土兵到浙、直御倭。“南调湖广士兵、广东徭兵、广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赖兵、崇明沙兵、邵（少）林僧兵，北调山东枪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氏、北边骑兵、北平射手，凡称胜者辄致之”。[2]三十四年（1555）五月张经指挥俞大猷、卢镗、汤克宽等率各省土兵于王江泾（今江苏吴江盛泽东南）大败倭寇，“斩贼首一千九百级，焚溺死者甚众。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明史·张经传》）。王江泾大捷，是嘉靖登基以来抗倭取得的首次大胜仗。但是，奸臣赵文华、严嵩却诬告张经“养寇糜财，屡失进兵机宜”，虽“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明史·赵文华传》）。致使刚刚获得大捷的张经与浙江巡抚李天宠于五月被捕，十月二十九日被杀。抗倭有功的张经被诬陷致死，“天下冤之”。各路军队军饷被克扣，赏银被侵吞，导致军心解体，士无斗志，军纪涣散，特别是从广西调来的狼兵，更是不听节制，无心与倭寇作战，甚至“掠奸索食，不减于贼”[3]。面对凶狠的倭寇，官军既无进攻之勇，又无防守之能，虽然在人数上数倍、数十倍优于倭寇，偶尔也曾取得局部性的胜利，但十战九败，于是倭患越来越严重。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百余倭寇自上虞爵溪所登岸，深入腹地行程数千里，历时80多日，犯绍兴、杭州、严州，窜入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流劫至南陵，犯江宁镇，一路掠杀，然后进逼南京城，到城下人数只剩53人，当时南京城驻有军队12万人，却闭门不敢出战，听任倭寇四处劫掠两昼夜。最后该股倭寇走无锡转掠至苏州才被都御史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等率大军围歼，但军民累计伤亡竟达4000余人。[4]、[5]

　　其时，浙江东部台州、温州、宁波、绍兴及嘉兴等府，均无一例外地受到倭寇的侵扰。倭寇入侵之后，在烧杀劫掠财物的同时，还大量掠夺老百姓，“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3]86“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熖烛天。”[5]204撤退时则把所劫掠的人口携往其国内，卖为奴隶。台州府则成为倭患的重灾区，辖内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太平（今温岭）、宁海六县经常遭到倭寇的蹂躏。倭寇一旦登陆，如入无人之境，任意烧杀劫掠。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二十八日，福清贼首邓文俊带着2000余倭寇乘涨潮船至黄岩，时黄岩县无城墙，倭寇登岸，官军则溃不成军。倭寇盘踞7日，焚县衙，大肆烧杀劫掠。五月，倭攻临海，台州知事武暐在马头山钓鱼岭遇伏战死。倭逼府城，台州知府宋治和仙居知县马濂合兵击退之，倭遂流劫余姚、山阴等处，杀劫居民甚众。[5]324（邓文俊当年十一月被参将汤克宽在下马洋战败擒获。）

　　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谭纶调任台州知府，原任知府宋治却不在府衙。原来一股满掠的倭寇自柘林出海，被台风所阻，回泊台州外海之螺门。海道副使孙宏轼、兵备副使许东望、参将卢镗、台州知府宋治、备倭都指挥王沛等督舟追击，与倭战于大陈岛附近，擒获17人、斩首9级。战败的倭寇溃逃到大陈岛的山上，负隅顽抗，官兵便烧毁敌人的船只，把倭寇盘踞的山头团团围住。数日后，谭纶亦赶到大陈战场。官兵围之月余，以优势兵力会剿，生擒真倭鲁美他郎和海盗头目林碧川等84人，斩首38级。[4]132

　　谭纶到任台州后，发现“郡兵盈万，皆巽懦”，倭寇“转战深入，如履无人之境，或费千金，不能得一贼首。”于是在请示新任总督胡宗宪同意后，招募了1000名乡勇加以严格训练之，后人称之为“谭家兵”。同时组织修城浚濠，提高军事防御能力。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一批倭寇从福建进入台州境内，兵临仙居城下。而仙居县城墙尚未完工，因连日大雨，新修的城墙在雨水的冲击下多处垮塌。在知县姚本崇的指挥下，军民连续击退了倭寇的3次攻城。一日夜间，倭寇分三路佯攻城西南，另派一支奇兵暗中从东北登城，训导赵士端、巡检刘岱、百户方存仁等力战而死。倭寇攻破仙居县城，屯聚40余日，烧杀抢掠，烟火冲天，全城房屋除文庙外全部被焚。谭纶得悉后，一面率军前往，一面派人向省城告急。六月，胡宗宪下令调集各地援兵3万，由浙江巡抚阮鹗、副使许东望、参将卢镗等指挥，与谭纶所部协同进剿，“贼闻大兵至，乃走断桥、彭溪，官兵围于林同知家，指挥伍惟员犯其前锋，俘斩三百，死水火者不计，余贼六十人遁往天台，复为乡兵所杀，福建流贼遂无孑遗矣。”[6]

　　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以栅浦为巢穴，分掠太平、黄岩诸乡镇，一时间，倭患几乎蔓延至台州全境，乡民梁述、梁健、梁生等战死于盘马。倭至太平，典史叶宗战死。倭至松门，官军溃走，里人郑天骥聚兵战死。又有良医王沛等战死于梅岭。不久，倭寇又聚集近万人马，包围台州府城。谭纶沉着应战，烧毁近城民房，使倭寇无法攻击，城内故布疑阵，昼夜巡逻。一面派人佯作谈判，许以重金，懈其士气；一面虚张声势，四处散布从省内其他地方调集的10万援兵很快赶到，不日合围。倭寇不明虚实，惊慌失措，仓皇退去。[6]65谭纶与兵备佥事李三畏率兵尾追，一直追到隘顽所的海滨，消灭了部分倭寇。

　　初露锋芒

　　在倭患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戚继光因在山东备倭有功而调任浙江，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任浙江都司佥书，司屯局事。戚继光随总督胡宗宪参加抗倭，提出了不少好建议，很短的时间就赢得了胡宗宪及其幕僚徐渭（文长）的赏识，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经胡宗宪提议，29岁的戚继光担任宁绍台参将。

　　胡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分析倭患炽烈，汉奸（海盗头子）王直、徐海、麻叶、陈东等勾结倭寇劫掠，是一大原因，想出了对汉奸头目剿抚结合、分化瓦解，并利用离间计让汉奸们相互攻杀，进而予以消灭的策略。戚继光上任伊始，徐海在胡宗宪的剿抚下，溺水而亡。八月，徐海余党800余名的倭寇进犯龙山所（今慈溪东南龙山），参将卢镗、副使许东望等率14000名明军抵御。两军相遇于高家楼，倭寇分三路冲过来，明军竟然一触即溃，人数众多的明军四散奔逃，几百个倭寇在后面穷追。在此关键时刻，戚继光登上高石，连发三箭，射杀三路领头的倭酋，才扭转了战争局面，明军方赶跑了群龙无首的倭寇，并擒获倭酋辛五郎（日本大隅岛主之弟）等数人。胡宗宪将辛五郎等倭酋解送朝廷（《明史·胡宗宪传》）。九月，前期逃跑的倭寇纠集千余人再犯慈溪，浙江巡抚阮鄂亲督总兵俞大猷等官兵2万余人迎击，明军倚仗兵力上的优势，给这批倭寇以重大杀伤，倭寇见明军势大，且战且走，明军乘胜追击，又取得缙云、桐岭二战胜利。而败逃中的倭寇却敢于在雁门岭设下埋伏，明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见中了敌人的埋伏，遭到前后夹击，马上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许多士兵根本不听号令，不敢与冲上来的倭寇伏兵交战，纷纷丢下手中的武器四散逃命，军纪根本不起作用。幸亏戚继光和台州知府谭纶各率所部拼命抵抗，从而避免明军惨败的命运。而该股倭寇得以轻松地经由乐清出海，扬帆而去。

　　在实践中，戚继光认识到“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而卫所士兵和客兵军纪松弛、战斗力低下，要想“大创尽歼”，就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于是就在这年的十一月，起草了《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第一次正式向上司提出了练兵的建议，但并未引起上司的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二月，他再一次提出《练浙兵议》，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2]66在浙江巡抚阮鹗的支持下，胡宗宪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于这年十二月将兵备佥事曹天佑招募的3000名绍兴籍士兵拨给戚继光训练。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总督浙直胡宗宪在前二年采取剿扶结合的战略，用机谋离间并消灭了勾结倭寇的汉奸头目徐海、陈东、麻叶等的基础上，诱俘了海盗头子、勾结倭寇的最大汉奸王直，削弱了倭寇的力量，取得了抗倭的一大胜利。王直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被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斩于杭州。王直被捕后，其养子王滶（毛海峰）与倭寇头目善妙等率余部近千人盘踞舟山岑港，“列栅舟山，阻岑港而守”。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月，胡宗宪调集浙江全省的精锐部队2万余，亲自指挥，发起岑港战役，合力围剿海盗和倭寇，戚继光任左路之将。但事与愿违，倭寇居高临下，居险死守，明军多次发动猛攻，都受挫而返，伤亡惨重，岑港之战陷入了长期胶着状态。同年四月，台州沿海大批新倭登陆，戚继光奉命从岑港回防台州，途中得悉由于台州知府谭纶率军民顽强抵抗，倭寇转犯温州，便率部向温州推进，六战六胜，尔后率部返回岑港战场。七月，由于岑港久攻不克，总兵俞大猷及戚继光、刘英等将领被撤职，明廷令他们戴罪立功，一个月内攻破岑港。明军别无选择，对岑港展开了夜以继日的进攻。倭寇烧毁大寨，转移到附近的柯梅造船远逃，既而流劫福建。事后，御史李瑚劾参胡宗宪三大罪状，胡宗宪把责任都推到了李瑚的同乡俞大猷身上，俞大猷以“邀击不力，纵寇南逃”的罪名被捕进京，尔后被发配到大同镇军前效力，戴罪立功，卢镗接任总兵，戚继光则因平王直之功而官复原职。（《明史·戚继光传》）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数千倭寇登陆台州，一股倭寇猛攻桃渚城。桃渚是从海上进入台州的咽喉之地，“庶为海门卫及府治之藩翰也”，[5]357故亦是倭寇侵扰的重点，也是台州抗倭的主要战场。戚继光在宁海鑑溪消灭一股倭寇后，接胡宗宪之令，与时任浙江海道副使谭纶冒雨带兵起程，以柿枣充饥，沿途歼灭在桑洲、涌泉、章安的小股倭寇，急行军300里于十六日夜赶到桃渚。时桃渚军民在千户翟铨的指挥下，已坚守了七昼夜。戚继光派了数十名鸟铳手趋黑夜潜入桃渚城，加强防卫力量，大部队则埋伏于四周。次日一早，倭寇再次拼命攻城，城上突然旌旗蔽日，鸟铳齐发，四面伏军齐出，杀向倭寇，倭遂败退而逃，桃渚之围遂解。十九日，300余名倭寇流劫肯埠，戚继光率兵败之，余倭逃至章安，隔江放火，招南岸栅浦之敌前来会聚。戚继光命令部队分三路埋伏，待诸倭登岸，即亲自击鼓组织冲锋，三战而三胜之，倭寇披靡四散，一部分奔到江边，抢船逃往南岸，船少人多，溺死了不少。另一部分逃往黄礁山，戚率兵追围黄礁山下，一鼓而全歼此股倭寇。此役处州（今丽水）义士胡元伦冲锋在前，手刃数贼，身中数创，血战不移，力竭而死。战后，戚继光脱下自己的战袍，覆盖在胡元伦的遗体上，予以厚葬之。

　　二十三日，戚继光与谭纶等商议，根据敌情，由分巡佥事曹天佑带兵屯黄岩，由谭纶等带兵屯海门，而戚继光则带一部再解桃渚之围。二十四日黎明，戚督兵至桃渚，连捷于桃渚、菖埠、梅溪等处，擒斩90余倭寇，焚溺甚众，解救被俘老百姓1000余人，残倭则冒雨乘夜逃往外海。

　　五月一日，戚继光与谭纶会师海门卫。戚继光分析有3000余倭寇屯巢贾子（葭芷）、栅浦，这股倭寇出海必过海门，要求守军严加防备。而守军未引起重视，及至夜半，数百倭寇趁着狂风暴雨偷袭卫城，待哨兵发现，已有30多人爬上城头。戚继光闻警，飞奔上城，手挥双剑连杀数倭，随从急呼：“主帅亲自冲锋！”于是将士云集登城，谭纶也亲率卫士督战，众倭慌忙跳城逃回原巢。

　　戚继光判断，海门出路已堵，倭寇将会经新河从金清港出海，于是请曹天佑率部驻扎在新河城外，自己与谭纶率兵预先埋伏于金清港。果然，初九日倭寇大部队乘船从新河过来，被官军预先打在河里的木桩所阻。戚继光一声令下，两岸鸟铳齐发，倭舍命登岸，又被赶入船中，几番拉锯战后，倭依船为险拒守，官兵施以鸟铳、火攻。此役烧毁倭寇双桅巨船32艘，焚溺1000余倭，解救被掳老百姓300多人，部分倭寇登南岸逃跑。戚继光对谭纶说：“贼胆落矣，宜急追之。”于是与谭纶带兵冒雨涉水追击倭寇。十二日，追到南湾，俘贼首2人，斩首279级，部分倭逃到海涂，溺死不少。十五日，追到芙蓉岭，斩首十级。同日，与温处参将张鈇（临海人）、兵备副使凌云翼会师。十六日，余倭劫渔舟趁夜入海，被戚继光所派遣的任锦所率伏兵全歼。

　　十九日戚继光率部会剿侵略宁海之倭，倭奔船出港，戚继光督舟师出海追击，在猫头洋、清门洋前后二战，犁沉贼舟11艘、烧毁4艘，生擒9人，斩首数百级，救出被掳老百姓5060余人。这股倭被迫又逃到海游，屯聚海滨民房负隅顽抗，戚继光与牛天赐等率部予以全歼之。是年倭患始平。

　　戚继光在四月二十四日再次解桃渚之围后，进驻桃渚城，看到城池破败，立即动员军民大规模修复城墙。他以军事家的眼光发现东北角和西北角“为薮泽，蔽塞不通”，成了死角。于是用官府空基易价作为费用，在两角创造性地各修筑了一座空心敌台，使桃渚“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瞭城外，纤悉莫隐”[7]。空心敌台的修建，大大增强了桃渚城的防御能力，这是戚继光军事实践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对中国古代军事建筑学的巨大发展，是军事建筑史和城防史的重大突破，为其晚年大规模建造北方长城空心敌台开启了先河。

　　创建戚家军

　　招募义乌兵。自嘉靖三十六年冬，戚继光接收曹天佑招募的3000名绍兴兵进行训练后，这批士兵在戚继光的训练下，军容相当严整，行动敏捷，而且也打了一些胜仗。但由于许多士兵出身于市井油滑之徒，也存在严重弱点。一是军纪败坏，战时出现取己方伤兵或百姓首级冒充倭首现象，虽经惩治，但滥杀无辜依然时有发生；二是军队骄惰怯懦现象十分严重，士兵畏惧与凶猛的倭寇近身作战，战斗力不强，如攻打岑港之战，这支军队就是攻不上去，为此戚继光受到革职处分。实践证明，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兵员的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要挑选一批勇敢、剽悍、忠诚的人。而此前，在义乌为争八宝山之矿，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械斗，械斗的一方是义乌的农民和矿徒，另一方是永康和处州的矿徒、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双方均有几千人参加，械斗激烈，死伤惨重。戚继光欣赏义乌人那种同仇敌忾、剽悍勇敢的精神，要是把这种精神引导到抗倭作战上来，可组成一支劲旅，“一旅可当三军”。于是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再上《练乌伤兵议》，要求罢去所部旧兵，招募新兵。由于戚继光练绍兴兵已见成效，因而胡宗宪很快就予以批准。九月，戚继光去义乌募兵，在义乌县令赵大河的密切配合下，戚继光经严格挑选，招募了义乌民间头面人物陈大成、矿工首领王如龙及金科、陈子銮、童子明等4000余名[8]矿工、农民，并报请胡宗宪批准，由素得民心、仁而有勇的赵大河兼任这支新军的监军。是年冬，戚继光带着这支4000名士兵组成的全新部队，进驻台州，在灵江边的武场开始了严格的训练。

　　整顿卫所，修城造船。嘉靖三十九年（1560）二月，明廷对浙江的海防进行了重新部署，分宁绍台区为二：设宁绍参将和台金严参将，浙江总兵下设杭嘉湖、宁绍、台金严及温处四参将的防守体制。戚继光改任台金严参将，驻节台州。在台州，戚继光从此真正开始了他一生辉煌的军事历程。

　　台州于洪武年间设海门、松门2卫和桃渚、健跳、前所、新河、隘顽、楚门6所，但行伍空虚严重，如海门卫原设官军6528名，但戚继光点验时仅1183名，且近半老弱病残[2]70。而台州由于长期倭患，民间涌现出一批抗倭勇士。戚继光认为台州兵仅次于处州兵和义乌兵，“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有以摄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其人性“在于虚实之间，着实鼓舞之，亦可用”。[9]于是戚继光在《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中提出“凡可以充实行伍，激发士气者，悉听职随机转环，不必拘定常格，多方以振饬之。”[9]11经胡宗宪批准：“俱许便宜施行”。戚继光招回逃亡和被强占劳役的军丁1000余人，从民间招募勇士1000余人，充实军中主力和卫所，使台州沿海卫所面貌焕然一新。其中杨文（临海大汾人）、张元勋（太平新河人）、李超（太平松门人）随戚继光南征北战，分别累功至辽阳、广东、福建总兵。（另据《民国临海县志》所载，临海有卫弁起家的刘炳文，官至总兵，刘用光、吴海瞻至参将，冯民任、周国政、戴起龙等皆因功任职，但勋烈失传。嘉靖十三年武科探花张鈇，先后任台州兵马指挥、温处参将，嘉靖二十六年武科进士刘恩至，曾任定海把总，累官至参将，在抗倭战场上亦有大功。）

　　戚继光针对倭刀特点，就地取材，以当地盛产的毛竹为枝干，发明狼筅，又制作镗钯；充分认识到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大量装备鸟铳、佛郎机等火器以利在接触战前先远距离杀伤敌人；在灵江创新打造各有特色的福船、海沧、苍船三种类型战船计44艘，建立水军；加高加固城池，将嘉靖三十八年（1559）在桃渚的创造运用到府城，于嘉靖四十年（1561）在台州府城又策划修建了13座空心敌台，提高了府城的防御能力。并加强侦察报警，部署严密的防御体系。

　　著《纪效新书》，练精锐之师。优良的兵源还需科学的训练，戚继光根据江南水乡地形特色及倭寇单兵作战能力较强、倭刀坚利的特点创设12人为团队、攻防兼宜的“鸳鸯阵”，适合大兵团作战的“一头两翼一尾阵”。著《纪效新书》（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初步成书），军事理论涵盖选兵、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和纪律、奖罚及思想感化、情感投入等内容，体现了戚继光的治军和管理艺术。以《纪效新书》为教材，卓有成效地训练招募的主力部队和卫所士兵。

　　戚继光根据抗倭和过去两年的练兵经验，对将领进行德、才、识、艺四方面的培养，根据其不同特点，委以相应的职务。对士兵进行耳、目、手、足、心以及营阵的全面训练。练耳目，使士兵绝对听从指挥，令行禁止；练手足，使士兵体格健壮，武艺精强；练心，使士兵亲附将领，士气高昂，勇敢作战；练营阵，使士兵协同作战，共同对敌，增强威力。经过戚继光的精心训练，这支招募的部队和卫所士兵逐渐成为一支武艺精、战术强、守纪律、听指挥、万众一心、勇敢善战的精锐之师，人们称其为“戚家军”[10]。

　　胡宗宪看到戚继光练兵成功，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九月遂尽罢客兵，用以戚家军为主力的浙江兵防御倭寇。并在向朝廷上疏中对戚继光充分肯定：“去年浙东屡捷，实彼一臣之功。……且任劳任怨，挺身干事，诚无出其右者。”要求“免其别升，专候浙直总兵员缺推用，务令久成以便责成”[8]40。

　　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2万余人分乘数百艘船，分头进犯宁海健跳（今属三门），临海桃渚，太平新河、楚门（今属玉环）等十余处，警报频传。

　　宁海之战。四月十九日，16艘倭船约1000名倭寇从奉化西凤登陆，当晚进至宁海一都团前，蹂躏劫掠。戚继光接报后部署好台州防守，于二十二日晨，率主力2000人赶赴宁海。接敌后，陈大成、杨文率兵鸳鸯阵首次亮相，仅半个时辰就杀敌数百人，余寇落荒而逃，戚家军无一阵亡。

　　新河之战。二十二日，倭寇得知戚继光去宁海方向，台州空虚，遂分三路进犯台州。其中一路前后8艘700余人，由周洋港登陆，二十四日抢劫新河所城外各地。时新河城内精壮士兵大都出征，留守者人心惶惶。当时戚继光夫人王氏正住在新河，她挺身而出，命令打开兵器库，发动妇女穿上军装，手执武器，和兵士混杂，登城守卫。倭寇远远望见城头旌旗丛密，兵员充足，不敢攻城，只包围了所城，并在四周抢掠。戚继光接报后命令兵备佥事唐尧臣督胡守仁、张元勋、楼楠率兵驰援新河，临海、太平、黄岩等县乡勇策应。二十六日，倭寇进逼新河城下，戚家军援军赶到，两面夹击，倭寇力不能敌，慌忙逃往城南寺前桥鲍家大院固守，下午四时左右突围，又被明军击败。戚家军乘势围攻，用鸟铳杀伤其百余人。残余倭寇乘黑夜逃往温州方向，胡守仁、张元勋等率兵追击，再次杀伤敌人。是役，消灭倭寇500人，己方阵亡者姜金等3人。

　　花街之战。新河战斗时，戚继光已率兵到宁海的梁王铺，得悉在桃渚东北登陆的一支倭寇500余人焚毁船只向内侵犯。戚继光分析倭寇目的是进犯台州府城，而此时府城城墙因暴雨多处倒塌，为建空心敌台又拆毁二十余处，且守城官军已调往他处，守备薄弱，于是戚继光决定驰援府城。戚家军二十二日赴宁海时仅带了3天干粮，军中已经断食，部队决定回府城吃饭，2000人连夜空腹越桐岩岭，驰奔70里，于二十七日午前先敌赶到府城。此时倭寇已突入靖江山下，潜抵花街，距城仅5里。戚继光决定“亟须灭贼，而后会食。”将士勇气倍增，部队迅速列成战斗队形进抵花街，而倭寇前队列成一字阵向戚家军逼来。戚家军先是用鸟铳射敌，而后以鸳鸯阵冲杀，壮士朱珏冲锋在前，先斩领前的倭首，复连刃7贼，倭寇披靡大溃，把抢来的财物丢弃地上，戚家军谁也不顾满地的金银财宝，陈大成、丁邦彦等率兵穷追猛打，全歼这股倭寇，其中生擒贼酋2人，斩首308级，落水死亡者无数。此役还解救了被掳的老百姓5000余人，而戚家军只有哨长陈文清等3人阵亡。

　　回到台州府城，早已饥肠辘辘的将士吃着刚烧好的饭菜，感到非常可口，尤其是老百姓送上刚出炉的火烧饼，金黄发亮、焦香扑鼻、外松内软，特别好吃。戚继光回想起2年前援救桃渚时靠柿枣充饥，而此次将士则是空腹回防，部队急需配备适用干粮，而火烧饼既好吃，又能较长时间而不变质，是行军打仗的好东西，于是布置大量制作。为便于携带，要求烘烤前先用筷子在中间戳一圆孔，出炉后以绳成串，分给士兵系扎在身上，行军时可随时食用。因是戚继光的发明，故称为“继光饼”，后来人们简称为“光饼”。由于中间有洞，军民亦戏称为“肚脐饼”。从此后光饼一直成为戚家军的战时干粮。

　　上峰岭之战。四月二十五日，一股2000余倭寇乘18艘帆船泊健跳所之圻头（今宁海县越溪），二十八日焚舟登岸，犯临海，五月初一进到台州府城东面的大田镇。戚继光率身边的丁邦彦、陈大成等部1500人抵大田岭设伏，两军在大雨中对峙两日。初三日，倭寇见攻取台州难以取胜，沿山路逃往大石方向，戚继光判断其必窜犯仙居，进而劫掠处州，途中必经上峰岭，而上峰岭南是一狭长山谷，便于伏击。便迅速作了部署，以哨官赵记领所部尾随倭寇，自己率大部队沿大道直奔上峰岭，以逸待劳，每个士兵各执一松枝隐蔽设伏。初五，倭寇单列成一支长队经过上峰岭南侧，远望岭上满山青松，不见有兵，便毫无戒备。等到倭寇过半，戚继光下令攻击，顿时，戚家军抛下松枝，鸟铳齐发，列成鸳鸯阵，居高临下，勇猛冲杀下去，倭寇仓皇应战，大败而退到北面的山下负隅顽抗。戚家军各路掩杀，同时在北山上树起一面白旗，高喝：“被掳百姓和胁从者投奔此旗避命！”顿时有数百人奔伏。倭寇力不能敌，抢登上界岭，扼险拒守，哨官娄子和率一批勇士斩关直冲，哨官吴惟忠等相继而登，众兵士蜂拥而上。倭寇四处逃命，有的被杀，坠岩而死者不少。残敌连滚带爬逃下界岭山，奔向白水洋，躲进朱家大院。戚家军乘胜追击，把朱家大院团团围住，先以鸟铳射击，后以火药焚烧，残倭或投降或被杀或烧亡。此役戚家军以1500人全歼2000倭寇，解救被掳百姓1000余人，而仅阵亡陈四等3人。战斗结束，戚家军班师入台州，城中老小出城20里相迎，欢声雷动。是夜于城里摆酒共庆。

　　长沙之战。上峰岭战斗后，戚继光又督兵取得楚门、大小藤岭等战斗的胜利。五月十七日，原来宁海团前逃跑的倭寇，又聚集了3000多人，联舻数十艘，在长沙（今温岭东南长沙）登陆。他们砍竹伐木，筑垒结巢，把从象山、奉化、宁海等地劫掠的百姓髡首跣足地囚于船上，企图南攻隘顽，北袭太平，掠夺更多的财富和人口。此时，戚继光驻军新河，接报后即周密部署，水陆并进。二十日凌晨，戚家军由胡守仁、杨文、陈大成率领分三路迅速逼近敌巢，突然发起攻击。倭寇见戚家军突至，惊恐万状，丧失了抵抗能力，纷纷往停船处逃跑。但船只早被由张元勋、王如龙带领的戚家军奇兵焚毁，倭寇被逼入海涂，此时恰逢风急浪高，大部分倭寇被巨浪卷走淹毙。戚家军擒斩56人，缴获兵器3240多件，船只11艘，夺回被倭寇抢掠的财物不可胜计，解救被掳百姓1200余人。此前，有300多倭寇外出抢掠，得知群倭被歼，抱头大哭，遂乘夜驾船十艘出海外逃。但胡震、楼楠率领的水军早在外海等候，十艘倭船全被犁沉，除倭酋健如郎、五郎等20余人被擒外，其它或被杀或溺毙，使其“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8]66

　　四至五月间，戚家军连续在宁海、新河、花街、上峰岭、楚门、隘顽湾、藤岭、长沙和洋岐等水陆九次大战，均获大捷，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并解救了被掳的万余名百姓，而戚家军累计阵亡不到20人。九战九捷，史称台州大捷。这前后一个月的战斗打出了戚家军的威风，打掉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浙江总兵卢镗及温处参将牛天锡也率领部队歼灭了进犯宁波、温州等地的倭寇。

　　九月，胡宗宪上疏，称戚继光“台民共倚为长城，东浙实资其保障”[8]72，戚继光实授都指挥使。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月，又有一股倭寇侵扰台、温，戚家军很轻松地于水涨（今属乐清）、温岭等处水陆七战七捷，彻底消灭倭寇。从此，戚家军的威名传遍东南各省，倭寇亦畏戚家军如猛虎，惧称戚继光为“戚老虎”而不敢再犯浙江，浙江倭患遂平。

　　扬威闽粤

　　在受到戚家军的痛击后，倭寇不敢再入侵浙江，而对福建的侵扰则日渐猖獗。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整个福建“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2]28。在这种十分紧张的形势下，福建巡抚游震得上疏朝廷，请求派浙兵援闽。明世宗遂下旨胡宗宪令戚继光出兵福建。七月二十一日，戚继光率6000名戚家军及都司戴冲霄的1600人离开浙江。面对总人数远多于己部的倭寇，戚家军负草填泥，大破横屿；夜袭杞店，消灭倭寇；设伏锦屏山，歼偷营之贼；强攻牛田，毁倭巢穴；追击林墩，尽歼倭奴。两个月的福建平倭，连战连捷，于十月班师回浙。十一月，游震得上疏朝廷，要求升戚继光为副总兵，以为“闽、浙之保障。”而浙江巡抚赵炳然则要求：戚继光系“两浙之臂，乞留台州策应两省。”于是朝廷采取了折中方案，十二月升戚继光为“分守台、温、福、兴、福宁中路等处副总兵”[8]101

　　倭寇得悉戚继光返回浙江后，相互庆贺道：“戚老虎去，吾又何惧？”福建倭患复炽，倭寇攻府掠县。政治经济要地兴化府被攻破后，“乡宦士民男妇咸就掳杀，死者约万余。……宝器、金玉、锦绮或传自唐宋者，咸归于贼，否则幻为煨烬”（《皇明驭倭录》卷八）。兴化府城的陷落，震惊了整个福建，明庭对此十分重视，一面撤去游震得巡抚之职，启用丁忧在家的谭纶出任福建巡抚，一面急调戚继光和名将俞大猷入闽救援。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戚继光“奉诏命入义乌募兵，凡十六日而竣，得壮士万余人”[8]106。三月初二，与兵备副使汪道昆率15000人的戚家军赴闽，边行军边练兵。四月，与谭纶、俞大猷（福建总兵）、刘显（广东总兵）会合，时俞、刘两部与盘踞平海卫之倭寇已对峙达数月之久。四月二十一日，明军对据险许家村（今莆田东南）的倭寇发起进攻，戚部为中军，刘、俞分别为左右两翼。在三路明军的猛烈攻击下，只用了四五个小时，就迅速荡平许家村之敌，歼灭倭寇2450余人，解救被掳百姓3000余人。尔后克复兴化府、平海卫、峙头、卫城堡。五月，连捷马鼻岭、硝石岭等处，克复政和、寿宁二县，福建恢复了暂时的宁静。平海卫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大喜若狂的明世宗为此特地举行了告谢郊庙的祭天大礼。六月，戚继光因功“升署都督同知，荫一子原卫正千户”[8]115，戚继光移荫于其弟戚继美。十月，戚继光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温两府。（《明世宗实录》卷五百二十六）

　　自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至隆庆元年（1567）四月，戚继光与谭纶、俞大猷、刘显、汤克宽等配合作战，戚家军历经水陆大小五十余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彻底消灭了侵犯福建、广东的倭寇和勾结倭寇的吴平等部海盗。至此，日本各岛的来犯者，才承认在中国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东南沿海几百年的倭患得以平息。戚继光在隆庆三年（1569）三月，以剿吴平之功升右都督。戚继光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将、抗倭的民族英雄。戚家军著名于当时，流芳于百世。戚继光还培养了胡守仁、陈大成、王如龙、杨文、张元勋、李超、丁邦彦、金科、朱珏、陈子銮、吴惟忠、戚继美等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

　　北虏之患

　　东南沿海倭患渐次平息以后，长期以来高悬在明廷头上的“南倭北虏”两把利剑，好不容易摘除了一把，朝廷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饬北方边务，消除蒙古鞑靼部落的袭扰上。

　　“北虏”问题，由来已久。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7）冬，朱元璋发布讨元檄文，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命大将徐达率25万大军北伐。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破大都（今北京），宣告大元大蒙古国在中原134年统治的结束。北迁的元廷，时刻想着恢复对中原的统治，而明军则数度大兵北征，目标是彻底消灭北元汗廷，统一漠北，“永清沙漠”，双方战争不断。洪武五年（1372）的岭北战役以明军失败告终，北元摆脱了彻底亡国的命运，但双方暂时都无力大举进攻对方，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最终形成。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率大军“五征漠北，三犁虏廷”，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残元势力的威胁。自正统以后，国力下降，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之下，仓促率兵亲征，结果在土木堡大败，朱祁镇本人也被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自此，明朝对蒙古部落再也无力主动发起进攻，被迫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策略。

　　而北元政权，在明建文四年（1402）发生内乱，以后逐渐分裂成东西两大部（明朝自成祖朱棣开始避讳“大元”，分别称其为鞑靼和瓦剌）及兀良哈三卫。在朝廷瓦解后，由于与明朝的长期战争及内乱、内战不休，元气大伤，也丧失了进取中原的雄心。但在失去了原农业地区的支援和调节，单一的原始畜牧业和不发达的手工业使蒙古族人的生活陷于困境，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获取汉地的物资成为蒙古部落的期盼，而朝贡和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因而不断袭扰明朝边地，往往是大掠之后自动退兵，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北虏之患”。

　　随着明朝吏治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边防力量渐趋削弱，“北虏之患”日益加重。嘉靖年间，鞑靼诸部屡屡入犯，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蒙古人骁勇善战的骑兵。二十九年（1550）六月，鞑靼首领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犯大同、蓟镇，大破古北口入塞，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而明军不仅京营官兵毫无斗志，各路“勤王”之师也怯懦不敢战，听任鞑靼军队在京师周围肆意劫掠八日，满载扬长而去，史称“庚戌之变”。

　　塞上长城

　　隆庆元年（1567），俺答数犯边地，而土蛮亦同时入寇，进犯蓟州，蹂躏昌黎、抚宁、乐亭、卢龙，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边境形势极为严峻。朝廷商议对策，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仙居人）提议调两广总督谭纶、福建总兵戚继光、广西总兵俞大猷到北方“专督练边兵”。福建巡抚涂泽民则恳求：戚继光“才猷超迈，忠勇性成，功勋茂著，八闽爱戴，如出一口。……盖一日有闽即不可无此官，乞将戚某专心料理闽事”。兵部意见：“戚某与谭纶文武相资，练兵御寇，立有成效，应取回京，共修戎政。”明穆宗朱载垕决定：“速召戚某同谭纶回京，训练兵马，以备缓急之用。”[8]197

　　戚继光于隆庆二年（1568）二月任神机营副将；五月，总理蓟、昌、保练兵事务，节制三镇与总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总理兼任蓟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谭纶则于隆庆二年（1568）三月任蓟辽总督；四年十月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六年七月为兵部尚书，入掌兵部。

　　明代的蓟镇，作为京师的门户，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北部边防的重中之重，辖区内的两个最重要关隘——居庸关和山海关是通往塞外和辽东的要隘。由于蓟镇兵士分散，军士缺乏训练，加之缺乏防御纵深，在蒙古鞑钽、兀良哈、土蛮等部落的多重威胁之下，往往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致使蒙古铁骑屡屡突破蓟镇防区的长城，深入京师腹地袭扰劫掠。在戚继光兼任总兵之前的17年间，调换大将10人，并均因罪去职。[11]

　　戚继光兼任蓟镇总兵后，在长期的亲密战友谭纶的极力举荐和倾力支持下，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隆庆六年六月出任首辅)的高度赏识和极度信任下，开始了军事生涯的又一次辉煌。

戚继光认为：“夫摆边之说，须驻重兵以挡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方为完策。[2]37而当时的长城守卫部队疲弱不堪，戚继光多次提议调部分戚家军北上，作为练兵的骨干和示范，把蓟镇部队练成精锐之师。在《戚少保奏议》一书中收录有《请兵破虏疏》、《辨请兵》、《定庙谟以图安让疏》、《练兵条议疏》、《增募南兵》、《题奏取用被劾战裨辩诬疏》等6个相关奏议，戚继光认为“浙兵俯攻仰斗，无有不胜”。[2]53要求：“先调原练乌、台兵一万，授以战阵几宜，期已半年入彀[2]38。“募浙江旧兵一万余，以充教练可也。”[2]91“南兵除请募三千鸟铳手外，再募取臣旧练经历战阵者七千，共合一万，专属于臣，居中团练。”[2]42“更募绍、宁、金、台兵”，“增募南兵”。[2]234并希望将能征善战的胡守仁、王如龙、杨文、李超、金科、朱钰、吴惟忠、陈子銮等部分旧部将调到蓟镇。[2]44在谭纶的努力下，杭嘉湖参将胡守仁、署事参将李超等率3000名戚家军于隆庆三年二月到达密云郊外冒雨待命，优良的军纪，震撼了长城守兵。是年，浙兵增至一万，六年南兵再增一万。[8]327

　　改善武器装备。戚继光是一个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武器专家。他要用己之长，制鞑靼之短。他认为：“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为了使自己的武器装备绝对优于敌人，“旧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设之，原未有者创造之”。他对各种冷热兵器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改造，以最新式、最精良的武器装备自己的部队，并讲究各种性能武器的科学配合。对实践证明有效的冷兵器予以实用性的改进，并大量配置部队，如藤牌、狼筅、长枪、镗钯、夹刀棍等。高度重视火器的威力，引用和创新各种火器如佛郎机、快枪、鸟铳、无敌大将军、虎蹲炮等大量装备军队，促进了我国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

　　建立车步骑营。与谭纶一起设计、制造出适合北方使用的两款偏箱战车，上架火器，堪称现代战车之雏形。建立车兵、步兵、骑兵，组建车步骑营，至万历三年（1575）共建战车、辎重车16营。并创造了三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这种在“鸳鸯阵”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战术，可称之为马背上的鸳鸯阵。

　　组织练兵。戚继光认为，“守固以筑台为策，而战必以练兵为先”[2]106。将蓟镇守军从原先的多项事务调整为练兵和筑城建台这两项主要工作上来。他和在浙江台州一样，在系统的军事理论指导下，编写练兵条例，以条例为教材，以北调的戚家军为骨干，练将、练兵，掌握冷热兵器使用，练阵式，练成了一支强大的车步骑营，诞生了新戚家军，使蓟州兵马雄视一方。练兵两年之后，条例结集成册，成为著名的兵书《练兵实纪》。

　　大规模修建城墙敌台。自洪武元年（1368），元廷遁北之后，明廷即开始修复长城，主要是在秦汉长城、北魏长城、北齐长城和隋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筑，并增筑烟墩、烽堠、戍堡、关隘等。但筑城的方式多数还是采取传统的夯土而筑，局部地区将土墙改为石墙，即砌石为墙。戚继光深感这样的长城在防御功能上的不足：边墙修得低薄，缺乏凭险据守的堡垒，并且多以泥土夯实而成，日子一久，倒塌倾圮严重，甚至“岁修岁圮”，根本无法阻挡鞑靼部落的袭扰。“每年修守，每年贼入，大虏不犯则已，犯则如蹈无人之境，何也？”戚继光深深地感到：“人亦以险固，设险为虚，人何由守？”提出按高质量的要求全面修复城墙，“金汤势成，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在是矣”[2]192。在《戚少保奏议》一书中收录有关修建城墙敌台的奏议有《请建空心台疏》、《议筑台规则》、《蓟镇急务》、《呈修各路边墙》、《议修补》、《更修台墙》等24个之多。他将在台州抗倭时修筑城防的经验运用到北方长城的加固改建上。一是修建空心敌台，将在台州抗倭时的发明——空心敌台在长城依山就势大量修建，亲自拟定筑台规则，在台州所筑敌台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新，至万历九年（1581）蓟昌二镇先后三期共建1448座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10]119。隆庆五年八月，时任蓟辽总督刘应节将空心敌台总结为有利于屯兵、储藏粮食弹药、居高居险等攻守之十利，其功皆属戚继光。[8]313二是加固长城，先是将城墙增高加厚，但仍感不足，万历四年（1576）起参考台州府城在城墙两侧用砖石包砌增加牢固的经验（台州大面积砖石包砌城墙始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即1046年），大规模用砖石包砌长城，即用经过修整的石条为基，墙体内外用青砖包砌，一直到顶，白灰勾缝，内实三合土，保障墙体坚固耐久[8]389。三是完善长城的附属设施，增建垛墙、悬眼等设施。四是墙外削偏坡、挑壕堑、挖品坑，减弱敌人的攻击能力。五是墙内建附台军营（老营）。这就构成了一个城墙高峙、敌台林立、烽堠相望、完整而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同样，由于筑城是以北调的戚家军为骨干和示范，因而非常能领会戚继光的意图，其结果是所修的长城与戚继光、谭纶在台州抗倭时所修缮的台州府城在规格、形制、结构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所筑的空心敌台则是直接推广戚继光在台州取得的成功经验。正如罗哲文先生所说的：“现存北京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天津黄崖关，河北金山岭，山海关角山、老龙头等处的长城、敌台、敌楼、关城的雄姿之所以与临海古城墙如此地相似，是因为它们都源于临海古城墙。”“可以说，临海古城墙堪称北京八达岭等处长城的‘师范’和‘蓝本’”［12］。在张居正、谭纶等推动下，宣府、大同、太原三镇参照戚继光的范例亦全面修建辖区长城敌台。但只有部分边墙砖包城，因而保存得远不如戚继光所主持修建的山海关至居庸关段长城完好。[13]

　　部署严密防守。谨烽火，远斥堠。合理部署防区，把蓟镇分成十二路，三大防区。如山海关，“东为辽东之咽喉，西为京辅之藩蔽”，原来仅守备官率500人守卫，难独当一面，调整为参将率2000人防守之。明确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各有分工，各负其责，并强调配合。

　　为了检验修城练兵的效果，戚继光在隆庆六年（1572）十月借朝廷阅视之机，在蓟州的中心地带汤泉（今河北遵化县北）组织了16万主客兵参与的防御鞑靼骑兵入侵的演习，历时20余日，规模空前，成绩巨大。通过这次大检阅、大演习，充分展示了蓟镇守军士气之高昂，战法之精湛，防守之严密，也展示经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敌台在防御上的重要作用，是戚继光军事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戚继光兼任蓟镇总兵时，对蓟镇构成威胁的蒙古部落主要有三支：西部的鞑靼俺答，边墙外的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和东部的土蛮。自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至万历三年（1575）正月，朵颜部酋长董狐狸先后5次侵犯边关，戚继光率强大的车步骑营，将马背上的鸳鸯阵发挥得淋漓尽致。步兵与车兵配合作战，相辅相成，合为一体，与骑兵时分时合，三个兵种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战斗团体，攻守结合，使蒙古骑兵束手无策，每仗均打得董狐狸大败而逃。戚家军在万历三年二月，出塞追击时还活捉了董狐狸的侄子长秃，达到了使朵颜等三卫心寒胆裂的目的，彻底慑服。三月一日，董狐狸率部落头面人物240多人到喜峰口请罪，对天盟誓，子孙永远内附，世世代代不再进犯。而俺答部，由于张居正和宣大总督王崇古正确处理隆庆四年（1570）把汉那吉的投奔事件，达成“隆庆议和”，俺答表示臣服，从此再也没有进犯蓟镇。但土蛮部依然时时在觊觎着蓟镇的财富，于隆庆四年（1570）八月和万历三年（1575）四月，两次集结数万之众分别准备进攻古北口和山海关，最后都慑于戚继光的威名和蓟镇的严密防守而没敢进犯，转而将袭扰的目标转向辽东。戚继光分别于万历七年（1579）十月和八年十月，两次率兵援助辽东，与辽东总兵李成梁配合作战，击败敌人。

　　戚继光因功，万历二年（1574）正月升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万历七年（1579）十月因援辽东之功，加少保。作为明代的将军，官至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一品高官，除了没有受封伯爵外，算是到顶峰了。蓟镇，作为北京的门户，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在戚继光之前的17年间，调换大将10人，并均因罪而去职，戚继光在蓟镇16年，蓟门宴然。继任者，随其成法，数十年间太平无事。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是其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影响巨大，广为流传。《四库全书》收集兵书20部，其中两部就是《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戚继光组织重修的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起伏于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曲折，连绵不断，烽堠敌台，高下相间，突兀参差，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功高当时，誉在千秋。

　　万历十年（1582）六月，首辅张居正去世。因清算张居正所累，“廷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操纵，别人无法节制。……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14]。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戚继光被贬谪广东总兵，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又被弹劾罢官。一代名将戚继光最后在无钱医病的贫困中于万历十五年蜡日（十二月十二日，即1588年1月17日）病逝。

　　主要参考文献：

　　[1]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二·国朝典汇[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59

　　[2] 明·戚继光.戚少保奏议[M].北京：中华书局.2001:65

　　[3] 明·朱九德.倭变事略[M].上海：上海书店.1982:92

　　[4]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4:195

　　[5]明·郑若曾.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604 

　　[6]胡长春.谭纶评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61 

　　[7] 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Z]

　　[8] 明·戚祚国等编纂.戚少保年谱耆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31

　　[9]明·戚继光.纪效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1:30

　　[10]范中义.戚继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62

　　[11]清·张廷玉等纂：明史·戚继光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98

　　[12]罗哲文.江南八达岭 巍巍临海城[J].风景名胜.2009:11

　　[13]林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274

　　[14]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6:258